赖小珍

　　儿时的家，就守在村头。

　　一条公路蜿蜒至此，这便是村庄的门户。那一班来去的公交，仿佛村庄沉睡的小狮。逢年过节时，四十分钟懒懒地蠕动一次；寻常日子里，却要一个多小时才醒来一回。

　　进村的路沿河伸展。家门前有一座石桥。桥宽十米，河面倒也不阔，不过二三十米，可过桥大公路，进村石子路，眼界倒也开阔。离家两百米的公路旁，矗立着百年老樟，枝桠间托着喜鹊的巢。那黑白精灵，在我的童年世界里翻飞——叽叽喳喳，忽高忽低，倏忽来去，仿佛知晓天地间所有的秘密与美好。我在门前古巴凳上写作业，累了，就抬头看看它们，痴痴地，总感觉它们羽翼所及，必是无比的精彩。

　　这一念想，成了我心底不熄的火焰，推着我一路向前。终于，大学录取通知书飞进了这偏远的小山村。姑父(整个家族中最说得上话的一位)指点江山般帮我的老父亲下了决心，将我户口从这个叫“大源山”的地方剥离。那一刻，我真切地感到雏鹰即将振翅的欣喜——我以为我自由了。

　　可如今，栖居在都市高层格子间，如鸟悬窠，上不着天，下不着地。每每回乡，便只当是一只可怜兮兮的报喜鸟，强撑着羽翼的光鲜。有时掬一抔故园黄土，却养不活花草；携一块故园的石，只堪压这覆瓮的文稿。为求一丝虚假的绿意，将自己活成了静夜里的仙人——仙人掌，仙人球，仙人条，仙人假山，还自欺欺人，美其名曰：仙人指路。看着这般光景，心底里对故园的思念，便如藤蔓，愈发缠绕得紧了。

　　那时的家真好啊！门对门，窗对窗。一家鸡叫，能牵动整个村庄的清晨，此起彼伏，奏响的是那世间最嘹亮的交响。谁家吆喝着下河摸鱼，左邻右舍便抄起网兜，下到河里，喧腾得那可真是全民皆兵。紫苏的清香，在各家菜园子里弥漫，讨一把，那不过是邻里间最寻常不过的交情。

　　我家据守路口村头，占尽地利。往家门口矮墙上这么一坐，便真有了几分“一夫当关”的气概。谁进谁出，谁往东头磨坊磨豆腐，谁向西头树林采蘑菇，知道得一清二楚。

　　我们家门前有十三级台阶，读过李森祥《台阶》的都懂得，这份乡土的荣耀。我们就坐在家门前的矮墙上，如同攀高登山一般，风一吹，迷走神经就带着我们的幸福与欢愉在这个身躯里撒欢地跑。那份安稳与开阔，是村里人实实在在的羡慕。

　　村里人每每走到路口，就会拾级而上，挤上我们家墙头。父亲最是憨厚质朴，总是笑盈盈地招呼；母亲也总会施予自家搓捻的新茶。这时，我们家便成了中央情报站，对全村的故事越发地耳听心记了：赖大家的女人又添了个胖小子；赖二家的女人竟然给记者写了一封长信，换来村学堂一套崭新桌椅；赖四家的媳妇跟人跑了，再回来，稚子都不认亲妈了。茶碗里的日子，就在这些烟火气的故事里斑斓起来。

　　我们家虽说是平房，可能是因为占地面积大(足足有三百多平方米的七间大屋)，也并不显得寒酸。相反，冬暖夏凉，倒更像古时候大户人家的宅院。里头，那都是木制结构，只在大门一侧砌起泥墙。木板墙里木板床，床是父母结婚时的雕花木床，春燕衔枝图灵动可爱，衬得整个屋子莫名地讲究起来。

　　然而，论起吃食，却又极不讲究了。用母亲的话说，有的吃，那是“一碗鱼腥，打破饭浸(蒸饭桶之意)”，没的吃，便就“回家吃黄昏(吃晚餐之意)，没菜豆腐官(豆腐干之意)”。乡野人家，也没那许多繁文缛节，自己削的竹筷，甩甩水，往胳肢窝下一蹭，便是最干净的餐具。除却年夜饭，关门大吉，阖家围坐；平日里，极少正经端坐拘泥桌前。往往端了粗瓷大碗，或踞于门前墙头，或席于路边阶前，甚或下到公路旁穿村看热闹，一扒拉就是一餐。偶尔扔到墙角路边的肉骨头，瞬间可以把培建家的大黄狗引了来。有时，乡邻随口甩下的几句闲话，咸淡正好，便成了下饭的好菜。

　　父亲平日里寡言少语，可却是出了名的勤劳。东家建房，西家拆瓦，上山伐木，下河挑沙，村人都会找他去帮忙。父亲俨然是个人前走动的大人物，而我自然就成了跟在这个大人物后面的小人物了。不承想，风终有止息日，月亦有隐没时。露珠闪闪，跟着跟着，我就没得跟了……

　　岁月如河，奔流不息。当故乡的轮廓在记忆里清晰，故园也在现实中愈发遥远。也许，这便是成长：我们奋力挣脱土地的引力去追寻天空，却在飞翔的眩晕里，最终看清了人间最初的灯火。就让故乡成为心底里那块温润的玉吧，在夜深人静时拿出来摩挲。